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治
更新时间:2018-01-05 作者: 浏览量: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实现民主转型。他们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或许对于儒家思想的本身已经有了歪曲与误解。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中国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邻国——那些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比方说日本,它从明治维新便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二战后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九十年代又开始从“一党独大”体制向“政党轮替”体制演变。近十几年来,韩国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区也相继实现了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新加坡则正在从足够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体向更加民主的政体过渡。为何我们的邻国纷纷改革着自己的制度,反而是中国这个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而蹒跚难以前行呢?

  
  或许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走过的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则是有争议的。以往,人们更看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几乎成了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近来则有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张灏更明确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把“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提前到世纪之交,或许有助于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民主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乡土主义、宪法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多种价值的复合体。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长点都可以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来。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 “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儒学传统并没有对国人接受民主思想构成障碍,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呼吁,他断言:“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按照这种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碍,不是从政治实践上着手逐步的解决,而是在伦理思想上寻求根本的解决,这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思想误区。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便有了一种“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陈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过于趋新以及世界时髦思潮造成的负面作用。 在政治领域,西方文明的长处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长处是“善治”、“良吏”。我们推动民主化进程,要从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传统中吸取养分。儒家思想不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之一。真正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想因素,并不是“三纲六纪”之类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各阶层人士的一系列现实考量。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应该学着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与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契机,把“善政”与“善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 儒家思想在21世纪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他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而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同时我们也在用自己思维的进步,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 现在有人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然而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却遭遇到了尴尬和难堪。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 由于这样的“改革”遭到失败,人们便渐渐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有一种“儒家思想过时了”的想法在蔓延。然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应当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自然,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处于不断的改造与更新当中,否则便容易僵化。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 “儒家思想过时了”是不正确的。只要能够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不抱残守旧,不照搬照抄,那么,这一悠久的文明就能在现实生活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能长期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循规蹈矩,而应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模式。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才能完全展现其超时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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